日前，一个名为《你看到我们跟大陆的对比，你不会害怕吗？》的视频在社交平台疯转。尽管中国台湾名嘴描述大陆移动互联网惊人成就略显夸张，但不可否认，曾错过PC时代的中国台湾，在移动互联网时代已被大陆猛甩N条街，而且不可逆转，使习惯贬低大陆落后的中国台湾人错愕不已。
两个细节足以说明一切。
细节一：中国台湾享有最好的硬件和4G网络，却用着最基础的互联网服务，甚至没有一个好用的第三方支付工具，最受中国台湾年轻人追捧的前20大App，竟然没有一个本土应用，难怪有人感慨“中国台湾人在手机上被殖民了”。
细节二：大陆互联网行业呈现梯队式发展，BAT的成功不仅使其掌门人跃升为炙手可热的互联网行业领袖，而且引发互联网创业热潮，TMD（今日头条、新美大、滴滴）的快速崛起就是最好的证明。反观中国台湾，郭台铭、施振荣、张忠谋等上一代硬件和代工行业大佬成功后并未起到传帮带作用，使IT产业出现青黄不接的怪象，没有培养起互联网行业新生代领袖，目前他们仍继续奋战在一线。
那么问题来了，中国台湾为何在移动互联网时代表现不尽如人意，甚至已经掉队？未来出路在哪？
事实上，中国台湾互联网行业起步早于大陆，现在却远远落后于大陆，这种发展差距的产生并非偶然。在我看来，主要由4个原因所致：
一、制造业成为中国台湾IT产业转型羁绊
20世纪60年代，中国台湾在短短10年内实现经济腾飞，跻身“亚洲四小龙”之列，幕后功臣是其强悍的硬件创新实力，硬件、芯片和代工是代表高新技术的三个关键词，涌现HTC、富士康、宏碁、华硕、台积电等一大批明星企业。中国台湾利用西方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台湾非国家）转移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机会，吸引大量外资和技术，快速发展成为发达地区。
宏碁创始人施振荣曾表示，中国台湾教育发达，硬件研发能力很强，加上又是贸易港口地区，做硬件很容易实现国际化。不难看出，中国台湾制造业拥有抢占国际市场的先天优势，不仅有利于企业做大做强，也成为经济腾飞的中坚力量。不过，让中国台湾人倍感骄傲的制造业，也为中国台湾科技企业转型埋下两大隐患。
一是年轻人丧失狼性，施振荣、郭台铭等老一辈企业家几乎养活了一个时代的人，使现在的年轻人没有生存压力，可以更好地享受生活，自然不愿去互联网领域闯荡，与60、70年代年轻人乐于追求形成鲜明对比。同时，小确幸的生活观深刻影响中国台湾年轻人，久而久之使其逐渐丧失冒险精神，大学毕业后往往顺从家人意志去宏碁、HTC、富士康等大公司，其软件编程能力在硬件公司只起到帮衬作用。
更严峻的是，中国台湾年轻人就业情况不容乐观，失业率正不断上升，20岁至24岁年轻人失业率为整体失业率的3倍多，他们找不到合适的工作，宁愿去服务生也不愿做实业，更别提去创业，更有甚者一毕业就当啃老族，临近30岁还向爸妈要生活费。不难看出，享受安逸生活的中国台湾年轻人几乎与狼性绝缘，战斗力可想而知。
二是投资视野变窄。制造业的大获成功，无形中影响着企业家和创投机构的行为习惯和思维方式，他们更热衷于投资自己熟悉的领域，以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为主，比如工厂、硬件等固定资产，而对以卖商业模式和用户体验的互联网公司则不感冒。
同时，大陆创业者拿着商业计划书说服投资人拿到一笔启动资金，然后迅速招人、做出产品，并根据市场反馈改变策略，钱烧完之前再融下一笔资金，这在中国台湾几乎无法想象，折射出中国台湾创业风险投资普及程度不高，与制造业大佬没有形成天使投资的风气密切相关，而且即便其投资，也更青睐获利较快的企业级产品，而不看好大众级产品，资本不待见互联网行业为创业者发展蒙上一层阴影。
二、中国台湾当局对互联网感到忧虑和警惕
政府态度无疑在互联网行业的变迁中扮演重要角色，大陆互联网从细分行业进化为主流行业，离不开政府政策的支持。2015年3月，政府工作报告首次提出制定“互联网+”行动计划，出台一系列措施、方案促进互联网行业的发展。反观中国台湾当局不仅陷入无休止蓝绿恶斗无暇顾及，而且未能及时转变思维、加紧变革以跟上互联网时代的潮流。
比如，第三方支付是电商行业的重要基础设施，直到2015年初才在中国台湾“立法院”三读通过，比支付宝整整晚了11年。猎豹移动在中国台湾的合作伙伴吴德威曾直言，支付宝绝对不可能在中国台湾出现，中国台湾当局对第三方支付的审批极为严格，大陆流行的网上银行直到近几年才在中国台湾铺开，而且功能有限，只能用于查询余额。
同时，中国台湾《公司法》也对互联网创业投资设置重重障碍。其中，对本地创业团队出境创业征收高额的境外税，一定程度上导致中国台湾互联网创业规模不大，只能偏安中国台湾一隅。“如果把眼光放在中国台湾，你的价值是1；如果放在全球，就是100倍的价值。”施振荣曾表示。
不难看出，与大陆积极鼓励互联网行业发展，更有战略规划和目标不同，中国台湾当局对互联网带来的一系列改变，更多抱持忧虑、警惕的态度。当大陆已在尝试互联网+的经济新形态，中国台湾当局仍在担心网购是否会造成税收流失、实体商业是否会遭受冲击等问题。一个政策松绑，一个政策束缚，发展水平高下立见。
三、小小的中国台湾没有诞生BAT级企业
无论是人口数量和市场规模，中国台湾与大陆完全不在一个数量级，直接导致中国台湾互联网企业的商业模式难以正常运转。要知道，互联网行业三大商业模式——广告、电商、游戏，本质上都是流量变现的生意，从而限制企业规模，欠缺类似BAT的标杆企业。
中国台湾人口约为2300万，与北京相差无几，一个App用户突破10万已属不易，而且天花板效应明显。缺乏庞大用户量和市场，使中国台湾无法出现大陆动辄上亿的超级App，阻碍中国台湾互联网企业实现规模化发展，盈利模式自然无法丰富起来，这是其与大陆玩家对比之下的先天短板。
除了市场规模受限，中国台湾营造的重制造业、轻互联网的社会氛围，使诞生BAT级企业的机会更加渺茫，地位不高的互联网企业往往被视为“反叛军”、“边缘人”。没有BAT级企业带来的示范效应，中国台湾难以形成全行业广泛性的创业创新浪潮，相关技术、思维和人才的积累显得不足，创业生态的建设自然推进不顺。
四、中国台湾互联网创业者目光短浅
固然中国台湾当局出台的政策和人口基数较小不利于扩大规模，但创业者自我设限才是中国台湾互联网企业无法做大做强的根本原因。毫不客气地讲，他们普遍存在目光短浅的劣势，即小农思想，不少中国台湾年轻人将创业与开鸡排店划上等号，让人大跌眼镜。
事实上，中国台湾在移动互联网领域创业成功的人寥寥无几，绝大多数创业者局限于本地思维，很难脱离中国台湾当地环境去思考问题，创业项目带有深深的本土烙印，鲜少考虑国际化，即便国际化在移动互联网时代并非遥不可及。比如，大部分和App有关的校园论文课题，中国台湾年轻人都是围绕自己的城市而展开，“如何帮你找到花莲夜市最好吃的东西”便是其中之一。
曾有业内人士将中国台湾比作互联网创业的荒漠，甚至认为中国台湾移动互联网已死，我并不认同，中国台湾可以借助移动互联网全球化浪潮迎头赶上，以人才资源辅助大陆互联网企业国际化，并依托制造业资源发力智能家居。
高素质人才、完备而庞大的供应链背景等条件，使大陆互联网公司对中国台湾趋之若鹜，将其视为全球化的重要桥头堡。相比大陆，中国台湾互联网行业无论是在语言技能、人文底蕴还是文化习惯都更深地融入全球互联网，可以作为大陆企业进入国际市场的最佳跳板。
猎豹移动CEO傅盛曾表示，如果去美国建立全球化团队，发现文化有隔阂，团队融合需要很长时间，在中国台湾则更容易推进，而且他认为中国台湾好机会实在太多。2015年1月，猎豹移动成立1亿新台币（约合1900万元人民币）创业基金，希望带来全新的思考模式，摆脱平台思维，使中国台湾本土拥有有活力的创业团队。
小米掌门人雷军曾直言智能家居将成为中国台湾未来5—10年最重要的方向，未来个人设备、工作设备、家庭设备都会智能化，而且与手机连接。“中国台湾有工业基础、软硬件工程师，现在关键是怎么把互联网融进来，实现软硬结合。”目前，这波浪潮已经开始，但鲜少有台湾创业公司深耕智能家居。
在施振荣看来，搭上移动浪潮并不难，但要如何长青才最难，“飞的时候靠风，但要飞得久还是要看猪本身，要学会如何做一只智慧的猪。”不可否认，在多方努力下，近两三年中国台湾创业热情有所回温，但想要在移动互联网时代重现硬件时代的辉煌，仍存在较大难度，除了上述4大因素，留给中国台湾补齐短板的时间也所剩不多。
